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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历史未终结

- 编辑:太阳集团 -

太阳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历史未终结

美国知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许不会想到,20年后中国的高速发展,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辉煌一时的“历史终结论”。

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习总书记在历史哲学的意义上,回答了“历史进程方向为何”的问题。

20年前,时任美国国务院顾问的福山提出,民主可能形成“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即历史的终结。

一、“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2009年9月,福山在接受日本著名争论杂志《中央公论》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这一“负责任的权威体制”的发展表明,西方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

20世纪90年代,日裔美籍学者、时任美国国务院顾问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除了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当时,冷战刚刚结束,西方朝野陶醉在自由民主体制“不战而胜”的喜悦中。福山的论断不仅顺应了当时的社会心理,而且在国际关系层面上迎合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增长了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自信。跟风的学界也把“历史的终结”当成一种时髦的流行语。但是,福山显然低估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面临的种种内在困难,更低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冷战结束以来,不同国家人民的权利观念和政治理念大相径庭,人类文明的组织形态更趋异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纷繁复杂,使得所谓“自由民主终结历史”一说显得单调而武断。

今年12月19日,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福山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福山表示,“中国模式”有其显著的特点,这些年中国作为大国所进行的外交努力和承担的国际责任,让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中国的发展。但是,未来“中国模式”在全球语境下是否能可持续发展,仍然值得推敲。

现实的发展也没有呈现和印证福山的预言,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存在着贫富差别、阶级对立、种族和性别歧视等问题;以西方社会为代表的民主体制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如政府内部的分裂无法弥合,民粹主义造成的议会僵局难以打破,致使国家治理无力、效率低下;经济活动处于无政府状态,容易引发经济和社会危机等。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民主化在很多国家出现了病态或重大挫折,模仿西方模式的努力遭遇失败。“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打着民主自由和人权高于主权等旗号在世界各地肆意发动战争,但依然无法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建立稳定有效的民主体制。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金融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弊端暴露无遗。西方近年遭遇的金融危机和治理危机告诉人们:历史并未终结,西方式模式远非完美,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并未一统天下,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

他透露,目前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政治发展的新书,作为对于“历史终结论”的重新思考。题目大意为“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史前时期到文化革命”,其中有6章是写中国的,预计在明年春天问世。

在“历史终结论”面临诸多理论和现实困境之时,不被福山和西方主流看好的中国却发展迅速。福山的理论正在遭遇有意义的“证伪”案例,即他终究要面对一个史无前例的来自中国经验的检验。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福山本人也在反思“历史终结论”,对过去几十年中国政府所取得的成绩赞赏有加。他相当重视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经验,也发现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传统及其对亚洲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深远影响,甚至认为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成为检验其理论的一个重要案例。2009年9月,福山在接受日本著名政论杂志《中央公论》采访时表示,“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福山的转变,不仅是学术思潮的嬗变,更有着宏大的时代背景。历史远比福山的叙述复杂,也永远不会有终点。

中国模式:未来不可复制

二、面对“历史终结论”的中国模式

《21世纪》:众所周知,当今全球经济在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你也提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独具特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可以为其他新兴发展国家借鉴?

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道路,即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全面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也破除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西方至上观念,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性创举。中国模式不仅是一种学理上的挑战,更是对迟迟没有实现的“历史的终结”预言的一种挑战。“中国模式”已经基本成熟,主要依据就在于无论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还是在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中国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和成熟的制度。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以来,采取多重举措着力打造中国模式的升级版。

福山: 我认为,“中国模式”很难作为一种普适模式为其他国家借鉴使用,因为其它国家很难“复制”出像中国这样的政府:在中央层面,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用战略的眼光培育、发展支柱产业,并把大部分的资源投入到了经济建设中。

中国三十年来的迅猛发展成为“历史终结论”的一个判决性案例:中国模式究竟只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发展模式,还是一个最终打破了普遍现代化理论的独特“文明模式”?显然,中国模式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很好地解决了经济发展、国家稳定、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推动了世界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再认识,证明了社会主义不仅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

在亚洲之外,特别是非洲国家,复制出中国模式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都不能像中国这样从长远的角度设计经济发展蓝图,而且由于腐败盛行,经济发展进程可谓是阻碍重重。

如果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能够更加完善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民主,能够建立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共同富裕、自由和谐、平等公正的社会,能够发展既承传中国传统文化又汲取世界文化精华的精神文明,那么,中国模式就不是一个过渡期的“转型模式”,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文明模式”。中国模式导致的中国崛起,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深刻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历史进程。

简单地把市场经济和集权政府放在一起,并不是“中国模式”,也不一定会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中国模式正在不断探索完善

《21世纪》:你的意思是,是中国政府的领导力造就了独特的“中国模式”?

应当看到,中国模式仍处于发展完善之中。随着经济飞速发展,所有制结构优化、市场体制完善、民生改善、环境保护、经济协调发展等日益成为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因而必须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不断完善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领域的体制和政策。坚定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自信,积极完善中国模式。

福山:“中国模式”不仅仅局限在政府领导力上。近30年的中国发展经验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威、中国儒家文化带来的经济发展进步等,都是中国独有的发展特点。

首先,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只有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挥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妥善处理和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其次,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牢牢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找准问题和根源,解放思想,完善制度环境,增强政府创新动力,革新政府治理技术。第三,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以中国理论解释中国现象,以中国战略解决中国问题,以中国自觉指引中国道路。中国的这个道路完全能够为人类提供中国方案。最后,讲好中国故事,形成中国话语。从1978年到今天,38年的历史实践证明,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和话语权越来越显示出来。中国必须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建构全面、透彻、有力和国际的话语,解释中国的成就、问题及未来,并以此克服来自外部的偏见。

中国的发展是基于整个政治体系的复杂运作,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机构组成、政府对国家的管控能力、基层政府的参与等。这些运作模式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

中国模式的出现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为全球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健康、鲜活的因素,必将为人类文明不断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历史远没有终结,新的世界历史正在徐徐展开!

《21世纪》:过去30年取得成功的“中国模式”,能否够持续?你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有什么样的预测?

福山:我很难想象,未来中国可以依靠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取得像过去30年那样的举世瞩目的成绩。过去的成功,部分得益于全球性的经济失衡。

首先,中国经济过分依赖出口拉动,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需求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维持疲软状态。即使未来经济逐渐回暖,危机前的过度消费和借贷模式也不可能持续。与此同时,新兴国家过分生产、储蓄的模式也不可能长期维持。

其次,我仍然不清楚,中国政府为了应对本次金融危机出台的刺激计划,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中国的通胀已出现端倪,房地产业也出现了泡沫化倾向。如今的中国和十多年前的日本有相似之处,而日本至今都没有从90年代的经济低迷期中走出来。中国不一定会走日本的老路,但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

大国责任:

中国外交与多边治理

《21世纪》:危机后,美国社会期待“再工业化”,扩大国内生产,刺激出口,这无疑会影响中美之间原本的贸易关系。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产业的贸易摩擦抬头。你认为这种举措是否会引起两国的冲突?

福山:我并不这么认为。正如我一再强调的,过去的经济模式——美国借贷和消费、中国储蓄和生产,未来会向更加平衡的方向改变。因此,两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定会经历不同的改革过程。

在这个大趋势下,中美冲突可能性不大。如果中国成功地提振了国内消费,就会进口更多的产品,从而有利于全球生产体系的发展。

《21世纪》:前几天,日本公布了最新的防卫计划,其中多处表现出对中国的军事发展的不满和忧虑。你怎么看中日双边关系和未来东北亚局势?

福山:中国虽然和一些邻国存在领土争端,但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在对邻国的政策上极其谨慎,提出了诸如“和平崛起”的理论。不过,根据我的观察,近几年中国的姿态有所转变,在南海、东海等问题上都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这引起了包括印度、新加坡、日本、越南在内的诸多邻国的忧虑,纷纷加大军事投资。

未来中国外交应该着眼于表达善意、打消邻国忧虑。

《21世纪》:你认为在近期高度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下,中美对此将会有怎样的互动?

福山:近期朝鲜半岛已经爆发了两次武装冲突:“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事件”,这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和忧虑。朝方应对这两起蓄意挑衅事件负全部责任。

我认为,现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一触即发,因为朝方领导人完全有可能出于稳定政权考虑,再次挑起半岛军事冲突,甚至将其升级为战争。为了防止这样的局面发生,包括中美在内的各方都需要加强沟通。

《21世纪》:我们知道,你是多边主义的拥护者。如今,多边协商框架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G20峰会、坎昆联合国气候大会等,似乎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联合国多边协商体系,在解决当今全球性问题上还有其作用吗?

福山:多边治理是否有效要依具体的议题而定。

对形成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框架,我个人持悲观态度,因为各方在《京都议定书》上的分歧已经达到了难以妥协的程度。

但另一方面,我认为G20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平台,帮助我们实现更加平衡的发展。当今全球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而是“货币战争”。一些新兴国家通过资本控制调控汇率的做法引起了一些不满,但是金融领域并不存在像WTO组织这样的多边磋商机制,凭借明确的规定和裁决权去约束各国的行为。

因此,G20和IMF已经在阻止各国“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这还不够,G20应当发展成为一个完善、明确的多边协商机制。

《21世纪》:有人支持将G20进一步发展成为G40,还有人提出了G2,认为只要中美达成协议就万事大吉。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福山:G40和G2都是很不明智的想法。从G7发展到G20很关键,因为我们需要让中国、巴西、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

但是,控制G20的规模十分重要。就像联合国大会那样,机构越大,往往效率越低,我很难想象在G40峰会上达成实质性决议的可能性。事实上,现在G20达成协议的最大瓶颈就在于参与方过多,大家知道,与会方除20国代表以外还包括了各种组织和观察国。

另一方面,虽然中美是世界上头两大经济体,但毕竟不能代表所有的主要经济体。中国需要在国际社会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就应该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不过,中美双方固然可以对各种经济问题进行双边协商,但让两国单独制定全球经济规则,则很不现实。

民主发展要杜绝腐败和不公

《21世纪》:《历史的终结》享誉全球,但是书中也有很多与现实不符的预测。如果结合中国目前的发展经验,您打算如何修改你以前的一些观点?

福山:首先,我想要重申一点,《历史的终结》一书和当时鼓吹美国霸权的政治背景没有任何关系,这只是研究民主的一本书。

太阳集团,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书中我对构建民主机制,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的难度强调不够。

我承认,这20年以来,民主让很多人失望。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只是我们对于为什么民主政府会滋生腐败,不能有效地发展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这一问题需要更多的研究。

近期我的研究集中在拉美地区。这一地区的突出问题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和不平等,这是十分危险的,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如何设计公共政策消除社会不平等十分重要。

我必须承认,在特定历史时期,可以在不发展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快速发展经济,但这只是暂时的,最终必然会带来政治制度的改变。

《21世纪》:在您的《国家构建》一书中提到,国家包括“职权范围”和“能力强度”两个维度。从这两个维度,你怎样评价中国政府?

福山:从国家能力的角度看,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表现差别很大。在基层,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不公待遇、高房价、猖獗的贪污现象十分不满。所以,中国政府的一个长期任务,就是让地方政府对民众更加负责。这是为什么我一再指出,中国需要在基层推行一定程度的民主。

从国家职能范围的角度来说,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的情况有所变化。危机前,中国的私营经济一直在扩张,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也较大;但是危机爆发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国有企业凭借着政府的资金,正在大规模扩张。这是我目前密切关注的现象。

《21世纪》:你认为,中国在未来将会如何改革与发展?

福山:我认为中国政府会逐渐转型。腐败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民主国家也有这个问题,对此没有一个普适的解决办法。尽管建立民主制度不是解决腐败的唯一途径,但我认为在中国是这样的:实现更大程度的民主——即权力的问责,才能更大程度地减少甚至杜绝腐败行为。

我承认与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国存在着对官员的道德约束力。但是,道德约束力不稳定,最终还是需要一种类似于选举的正式制度作为保障。

依法统治意味着,存在着宪法这样的最高法律准则监督、约束政府行为,使之操作透明化。在法治精神下,执政党尽管可以做出直接决定,但是它的行为也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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