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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学成回国是最正常的事

- 编辑:太阳集团 -

改革开放,学成回国是最正常的事

初出国门,一切都是新鲜而未知的。杨威生回忆说:“第一次坐飞机,大家就闹了个笑话,事先没人知道飞机里的温度高,大家都是一副北京冬天的‘标准打扮’,穿着毛衣毛裤就上去了。当时在飞机里差点热晕过去,也顾不得难为情,纷纷为自己“减负,整个机舱里堆满了我们脱下来的衣服”。讲到此处,年逾古稀的杨威生忍不住拍手大笑。

图片 1戴远东在北大物理学院的办公室

到了美国,有限的英语水平无疑成为与外界交流的最大障碍。杨威生说:“我在1978年的暑假才知道有这次留学机会,虽然经过突击勉强通过了出国考试,但英语底子并不好。”1959年,他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英语只有初中水平。

只吃炸鸡的中国人

回国时,杨威生带回一台价值7000多美元的Apple II型计算机,作为给北大的礼物。此外,大量珍贵的学术资料也是行李中的“重头戏”。杨威生说:“那些资料都是国内看不到的,这对后来我在北大开课有很大帮助。”

谈到自己的英文水平,戴远东谦虚地说:“虽然我当初考试通过了,其实我英语不太好。在美国学习,因为导师是华人,所以英文长进也不大。”但在那个时候,首次踏出国门的中国学者,在异国他乡陌生的环境生活、工作两年,他所付出的努力和要克服的困难,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

美国教授的口头禅:“今天有什么新东西?”

提前走上科研之路

学习时间的延长让杨威生欣喜,但这也意味着要继续忍受和家人分离的痛苦。杨威生说:“当时打电话很不方便,又贵,我和家里的联系主要靠写信,基本上一两个月能收到一封信就很高兴了。”

刚到美国的时候,住的地方离购物商店较远,戴远东在华侨朋友帮助下很快学会了开车,而且第一次路考就通过了。戴远东颇为得意地说:“要回国了,很多人劝我把美国驾照换一个国际驾照,这样回国就能开车了。我说:‘换那个干嘛,中国人口那么多,要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有私人轿车的程度?’我以为这辈子在中国看不到满眼的汽车了,所以没换驾照。谁想到中国发展如此之快啊!”

闯过“英语关”:收音机是最好老师

因为做实验室建设,戴远东对试验条件的体会更深。那时候北大物理系只是刚刚可以达到“绝对零度以上4.2度”这个基本条件,而且只能定时定点使用。而在当时的美国学校中,任何时间都可以做实验,说明了当时中美之间在研究条件上的差距。

他说:“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觉得当初过得苦。只要想到实验室有这么多仪器让我用,又能出研究成果,就很高兴。”

高速公路穿梭不息的车流、层层叠叠的高楼大厦、商品丰富的超级市场,是美国给戴远东的第一印象。在美国的生活既平凡又惬意。戴远东回忆:“那时候都是自己做饭,美国人习惯中午吃学校食堂,我们都是带自己做好的三明治。我们的饭桌上最常见的就是鸡。那时候在国内肉都很少吃,在美国能顿顿吃上比蔬菜还便宜的鸡,真的很不错了。”

杨威生的研究方向是表面物理,在美国的导师是业内知名的佛朗哥·约纳教授。“我记得他每天早上看到我,总是问同一句话,‘今天有什么新东西?’”

戴远东觉得,远赴美国的这次留学经历让他学到了很多东西,最主要是使他提前走上了科研之路。因为在这之前,身在北大的戴远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做实验室建设方面。

为尽快提高英语水平,杨威生选择了收音机当老师。他说:“当时电台里有个频道叫‘All News 88’只播放新闻,只要是一个人在实验室工作,我就开着不停地听。”记者问,遇到生词怎么办,杨教授半是戏谑地说:“刚开始的时候,不是生词,而是完全没有熟悉的词。”

在华盛顿短期英语培训后,戴远东和同去的北大物理系老师杨威生来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他的指导教授来自台湾,名叫高亦函。语言上毫无障碍使动手能力较强的戴远东很快投入了研究的海洋。

留学生活是简单而重复的,宿舍和实验室成为杨威生的主要活动场所。据他回忆,一般早上9时到实验室开始工作,晚上总是很晚才结束,工作到凌晨也是常有的事。

戴远东1939年3月27日生于江苏南京,小学和中学时光却是在贵州度过的。1957年,戴远东考进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大物理系当老师,1978年去美国的时候还不到40岁。对这段经历,戴远东说:“现在的话叫‘镀金’,过去叫‘充电’。当时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我们都非常愿意出去学习,就是要提高水平,为国家的发展尽力。”

他说:“诱惑确实存在,毕竟那边的年收入是国内的几十倍。但潜意识里,我始终觉得,出国念书、学成回国,这是最正常的事。”

“这个事情来得很突然,也没有什么准备。”戴远东回忆:“1978年初秋的一天,我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了学校通知,说‘你赶快回来,第一批访问学者要去美国了’。”就这样,戴远东赶回北京,紧紧张张地考完英语,幸运通过的他就远赴美国学习了。

因为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除了去超市购买必需品,杨威生将周末和节假日的大部分时间也花在了做研究上。

出国“充电”很突然

显然,杨威生的勤勉与认真也让约纳教授印象深刻。因此,当两年的公派留学结束后,约纳教授主动提出,希望杨威生可以作为研究助理,再延长一年,费用由约纳教授负责。这无疑是对杨威生学术能力的最佳肯定。

没想到祖国发展如此之快

因此,在来到申请就读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后,杨威生发现自己的英语根本不够用。除了早上能说句“Good Morning”(早上好),基本上就是聋子和哑巴。

“在美国闹了这么一段小笑话。”戴远东笑着说:“记得在华盛顿培训英语期间,那时候还不能自己带饭,午饭就去学校附近的一个小餐馆买。我们去了,大都点着要炸鸡,英文叫‘fried chicken’。那个餐馆很小,就3个员工,他们一看见我们这批穿着打扮都一样的中国人走过来,就嘿嘿一笑:‘Fried chicken?’他们就知道我们一定是点这个。”

杨威生回忆说:“我想自己住得近,不碍事。可等做完实验一出门,人就傻眼了,地上的积雪已经齐腰深,没有路,只能依靠路旁熟悉的树木辨别方向。”那天,平常只有10分钟的路程,衣着单薄的他走了近一个小时。

“机会来临的时候,我非常愿意出去学习。走出了国门学习,更感到改革开放的迫切与需要。”谈到31年前赴美留学的经历,戴远东感叹万千。

(归国学子)专访:“学成回国是最正常的事”

从美国回来后,戴远东一直在北大做研究,直到现在,他仍然坚持每天都去办公室上班。

当被问及留学美国的最大收获,杨威生认为,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新求变的精神让他终生难忘。

戴远东的专业是做超导研究。超导研究有一个前提是必须在低温下进行,当时的要求是“绝对零度以上4.2度”,这是超导体工作的温度条件,这个实验条件相当苛刻。“为了使北大物理系具备这样的条件,我赴美之前一直致力于做成具有这个条件的研究室,其实是为大家创造科研条件。”戴远东感叹:“到了美国以后,我转到了真正做研究的道路上,回来以后当然研究工作也就得以继续下去,可以说去美国的这段经历更早地为我打开了科研工作之门。”

至今,杨威生仍记得他的“圣诞夜奇遇”。那天,天气预报说有暴风雪,所有人都提前回家了,只有杨威生仍在实验室埋头工作。

“学成归国是最正常的事”

杨威生说,教授的问话是压力也是动力,鞭策他更加努力地工作,取得成果,给教授“意外的惊喜”。

在回国后的近31年里,杨威生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访问了美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发表学术论文近150篇,并为凝聚态物理专业表面物理研究这一“冷门”研究方向培养了4名博士。

杨威生说,留学美国让他有了不少变化。他现在仍旧爱穿T恤衫、牛仔裤,日常饮食中少不了奶酪、酸奶和三明治。但毫无疑问,一直未变的是他为祖国科学事业更进一步孜孜不倦的奉献。

就这样坚持了一年,杨威生的英语水平有了显著进步,已经可以用英语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听新闻也让他有了意外收获,就是对美国乃至世界大事了如指掌。

—— 专访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留学人员北大物理系教授杨威生

新华网北京6月30日电(记者刘晨)尽管时隔近31年,北大物理系退休教授杨威生仍能准确说出当年赴美的具体日期:1978年12月26日,星期二,北京寒冬中一个平常的工作日。就在那天晚上,时年41岁的他阔别祖国,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留学人员,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这一去就是3年。近日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办公室里,72岁的杨威生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畅谈留学美国3年的学习与生活。

回国后,杨威生仍与约纳教授保持着联系,共同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其间,约纳教授曾开出优厚的条件,力邀杨威生到美工作,却被杨威生婉言谢绝了。

然而,3年未归,当杨威生再次踏进家门时,已经5岁大的小女儿看到他,只觉得“面熟”,“爸爸”二字却怎么也叫不出口了。

2003年8月,杨威生从北大退休,受中科院物理研究所邀请,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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